学人专稿｜历史与反复：从韩国电影《柏林》看巴勒斯坦人的恐怖分子形象
本期学人推文来自文科高研所李昌懋博士。他从对韩国电影《柏林》的批评出发，揭示了大众文化产品如何通过一套精巧的意识形态运作，将激进左翼的形象和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的形象彼此置换。他指出，这种置换也常见于当代有关巴勒斯坦地区冲突的话语斗争中。伴随着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中左翼力量的低潮，以及全球革命方案受挫的现实，针对锡安主义的反抗行为只能在其对手的“恐怖主义”指认中被动地呈现其历史的连续性。作者认为：巴勒斯坦问题，绝非“文明的冲突”、宗教间的对抗，而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依然保持着社会革命潜力的去殖民化议题之一。战火中的巴勒斯坦是二十世纪尚未结束的证据，因此它与我们高度相关。
历史与反复
从韩国电影《柏林》看巴勒斯坦人的恐怖分子形象
李昌懋｜文
让我们从2013年的一部韩国间谍片《柏林》说起。影片一开始，身为朝鲜特工的男主人公、“反帝国主义阿拉伯联盟”首领与俄罗斯掮客在柏林一处酒店房间内进行三方军火交易，被摩萨德、韩国情报部门与CIA合作监听，随后两边大打出手，阿拉伯人被摩萨德抓获。情节展开后，我们得知这种结果来自朝鲜一方内部的倾轧：从平壤新来柏林的反派想取代原来在柏林工作的团队，为此先向摩萨德透露了相关信息，又向“恐怖分子”们栽赃男主人公，称是他的背叛让该代表被抓。于是，“恐怖分子”的新首领掏出手机，拨打电话，随后，在动态的分格镜头中，我们看到，分别正在分装炸药、开出租车、烹饪小吃、洗衣店里洗衣、赌场里守卫……的中东外貌男子们，接到了这个电话后，各自放下手里的工作，出发去抓捕男主人公；他们乘坐一辆涂有“doner kebab”广告的小货车，来到男主人公暂避的旅馆，随后从后备箱里取出枪械，准备和主人公这个“革命叛徒”较量一番……
片中的“反帝国主义阿拉伯联盟”显然是在影射发源自“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以下简称“人阵”），这是一个自称遵循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跨国色彩*，不仅反对锡安主义（Zionism），也反对更宽泛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而且在历史上，确实与朝鲜方面建立过一定的联系。至于将这种激进左翼抵抗组织，单向度地描绘为恐怖分子的做法，则显然出自影片所内化了的与CIA和摩萨德相同的视角，由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意识形态所中介。在本片中，韩国特工一再使用“빨갱이”（可译作“赤色份子”或“赤党”，对左派和亲北人士的蔑称）这种‘冷战话语’指代朝方人员，从而把与朝方合作的“阿拉伯恐怖分子”也放置在这一冷战话语脉络中来理解，也就是说，激进左翼-恐怖分子-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被组装成一个符号三角，有效地使其预期观众分辨敌我。当然，对方的阵营中，一定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而我方阵营中，纵使稍有龃龉，最终也总能破镜重圆、涛声依旧——就像片中韩方特工拘禁摩萨德人员以了解他们与朝方之接触这一情节的结果那样。
*人阵早期领导人阿布·谢里夫说：“我们在整个中东地区都有训练营: 伊拉克、约旦、埃及、也门、黎巴嫩，还有阿尔及利亚。我们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培训和一个有价值的事业。随着欧洲左翼运动的发展，我们的事业很快在整个欧洲迅速发展起来。”
从历史上看，人阵及由其分裂而来的其他巴勒斯坦左翼抵抗运动，确实曾多次实施过今天在宽泛的“安全”*视角下必会被指认为“恐怖活动”的武装行动，其中尤其以劫机最为频繁，人阵也与全球各地的其他极左抵抗运动、游击队乃至“恐怖组织”广泛地分享情报、技术并实施联合行动**，其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其总部位于黎巴嫩的1969-1982年；然而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人阵的边缘化，它参与的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这类行动大幅减少，几乎消失，其国际交往也急剧萎缩。很难证实朝鲜方面如今还和这类阿拉伯极左组织保持着联系，更不要说有效地影响乃至指挥其行动了。
*关于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在其反恐战争中的这种“安全”话语及其滥用，可参看Derek Gregory, The Colonial Presen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概言之，这种“安全”话语依赖于对他者的标记与切割，正如Gregory所指出：“我所描述的权力、知识和地理学的星丛关系（constellation）继续殖民着全世界。”（上揭氏著，p . xv）。可以把当代反恐战争中的“安全”话语与沙俄外交官1864年为欧美向地缘上的近邻持续扩张所作的以下辩护对照理解：“俄国在中亚的位置与所有不得不与不具备稳定社会组织的半野蛮游牧民族接触的文明国家一样⋯⋯在此种情况下，通常是更文明的国家，出于其边疆安全和贸易利益，被迫对那些因为骚乱而不受欢迎的邻国行使某种支配权。必须打击突袭和劫掠的行为。为制止这些行为须让边境各部落屈 ⋯⋯陷于类似境地的任何国家都面临着相似的命运。美利坚合众国、阿尔及利亚的法国、荷属殖民地的荷兰、印度的英国——它们都被强迫卷入这个前进过程，这力量更多的是迫切需要而非野心，此时最困难的就是知道应在何处止步。”（转引自沃尔特·G·沃斯著：《俄国史》，张冰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374页）两者的区别是，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为所谓的边疆安全不得不将他者纳入“内部”，而当代西方国家为“内部安全”不得不将他者从“文明社会”中切分到“外部”。
**人阵与联邦德国的“红色军团”或称巴德尔-迈因霍夫帮之关系，可参看Jeffery Herf，Undeclared Wars with Isreal：East Germany and the West German Far Left（1967-19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可以附带说明的是，当下德国政府歇斯底里式的亲以表态，不止有国际政治的考虑，更有国内政治的考虑；将对锡安主义的支持去政治化、伦理化，显然有压抑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抵抗事业的民主德国之历史记忆、进一步将民主德国与纳粹德国等同化的右翼渊源。人阵与日本“联合赤军”\ “阿拉伯赤军”之关系，参看张承志：《赤军的女儿》，氏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第四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105-149页。此外，人阵还与尼加拉瓜桑解阵、西班牙埃塔、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以及丹麦极左翼lekinge Street Gang等组织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然而，从艺术效果上来说，这种时间上错位的设定却是必要的。引入阿拉伯恐怖分子的形象，有效地实现了本片情节与设定的国际化；将已经很难讲出新意的半岛谍战故事，对外放置于作为其期待观众的西方大众的可理解的语境中，以便其识别情节剧意义上的正邪，对内则向本土（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生活在全球后冷战状况中唯一部分延续了冷战格局的其他东亚地区）观众提供一种陌生化的全球后冷战秩序景观，并传授给他们新的国际政治知识。就后一方面而言，片中表现了在第一世界日常从事非正规经济的底层中东移民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变身恐怖分子的图景；这一图景中的恐怖分子，尽管依然坚持与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朝鲜合作，却早已以移民身份渗透进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基于某种泛化的文化身份而随时可能接受询唤。例如，影片中恐怖分子从事的诸行业中，洗衣业与制售食品“doner kebab”在德国实际主要由土耳其移民经营，然而在韩国制片方眼中，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的族裔区别被完全无视了；基于其在大众印象中作为穆斯林的共同点，他们整体性地被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他者，同时也作为习得了这种文明的“二手现代人”大韩民国国民的他者而呈现。换言之，“阿拉伯恐怖分子”这个片中使用的符号被用来隐喻跨族裔的政治伊斯兰，于是这里出现了第二个符号三角：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前面提及的、《柏林》中出现的两个符号三角，都是追赶西方现代性脚步的韩国从西方语境里引进的。在2013年的韩国（也就是说，因为赶超式发展而产生某种时空折叠的、后冷战的东亚）文化语境中这两个符号三角被共时地并置；而在它们的发源地那里，却大体上呈现出前后相继之势。考察“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这一形象的诞生，我们必须追溯到锡安主义实体——以色列那里。以色列后锡安主义学者艾兰·佩普（Ilan Pappé）在其著作《以色列理念》的第二章“变成恐怖分子的外来者：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巴勒斯坦人”中对锡安主义者一以贯之的此种书写战略作出了深入的分析。佩普指出：“锡安主义者从刚刚移民就开始把巴勒斯坦人塑造成恐怖分子-外来者”，在建国前后的大驱逐（阿拉伯人一方称之为“Nakba”即劫难）中，锡安主义者指称，“那些……允许自己被驱赶出去的人们都是‘好’巴勒斯坦人。那些拒绝被赶走的人则被冠以‘强盗’和‘谋杀者’的称号……无论是哪里，只要以色列人希望控制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后者加以拒绝，那么，这就成了巴勒斯坦人自愿选择恐怖主义生活方式的铁证。”而在驱逐后，巴勒斯坦各抵抗运动于1967年战争后大规模兴起前，“对于试图返乡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称之为渗透者，并下令，‘任何试图进入或者返回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一旦发现立即射杀’。大约5000人在这样的渗透行动中失去了生命，可是这些死者却被描述成了恐怖主义者。”在抵抗运动广泛开展后，“以色列历史撰写者将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零星而绝望的行为和法塔赫的游击战都归于‘恐怖分子’的大帽子之下，并将它们描述成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人恐怖活动的延续。”总而言之，“以色列学术界和媒体在提及巴勒斯坦的任何一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活动时都通常会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在他们笔下，从复国主义运动一开始，‘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就已经存在于巴勒斯坦地区，并且在针对它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之后还依然存在、这一定位广泛而缜密，以至于巴勒斯坦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划入‘恐怖主义’这一范畴，并且，这一定位使得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任何组织和各人都不能免于‘恐怖主义者’这一指责。以色列政府、学术界、媒体、军队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参与了对巴勒斯坦人形象的这一负面构建。”
以方所创造的这种“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形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又得以广泛地在资本主义阵营传播开来，并逐渐被嫁接到了“激进左翼”的形象上，使得这一符号链条被转化为符号三角，并在冷战条件下的西方阵营中流水线式地再生产。佩普认为，“（巴勒斯坦各抵抗）运动领导人……采纳了弗朗兹·法农等人的理论，他们宣扬斗争本身应高于斗争目标。因此巴解组织宪章第八条宣称：‘为解放巴勒斯坦而进行的武装斗争本身是一种战略，而不是战术。’斗争本身被看做维护民族认同的方式，斗争之外无需其他成就。”当然，抵抗运动的这一理论判断，在根本上又是由其对立面（不止是锡安主义者，也包括邻近的阿拉伯君主国）长期以来的压迫、驱逐与杀戮所形塑的。为此，如前所述，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了非对称、非常规的行动策略，从事过在“安全”视角下会被视为恐怖袭击的活动。其中，在1972年9月慕尼黑奥运会上的自称“黑色九月”之组织实行的绑架、枪杀以色列运动员事件前后各一年内，这类“恐怖”活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这些事实，与以色列方面传授的“知识”相结合，影响到了西方的大众意识形态，“反对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情感在西方大众新闻媒体蔓延，出现了对巴勒斯坦人妖魔化的倾向，认为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出现了驱逐和歧视巴勒斯坦人的活动。”甚至于，（意大利）负责反恐的政治办公室主任博纳文图拉·普罗旺斯宣称：“对我们来说，踏上意大利领土的所有阿拉伯人都自然地被看作是可能的‘黑九月’恐怖分子。”萨义德概括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人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尼科夫步枪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而在这一阶段中，如前所述，人阵以密集的劫机行动，又在巴勒斯坦诸抵抗组织中占据了相对凸显的位置，且无论是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还是人阵及与其有源流关系的其他左翼抵抗组织，又都已不同程度地被纳入全球彼时带有激进左翼色彩的抵抗运动、游击队与“恐怖组织”矩阵里，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格局下，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又被主流西方世界视为是由苏东集团或中国所支持与赞助的颠覆性活动。正如佩普所概括：（巴解组织各派）“缠在一张由全世界无政府主义者、恐怖组织、游击队和解放运动组成的国际大网之中，包括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日本赤军和越共，其中有些组织还派人员前往南黎巴嫩的巴解组织飞地培训巴解战士。”
然而，从七十年代末起，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标志，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极端左翼这一组形象的右端开始发生变形。萨义德指出，在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围攻事件中，美国多家媒体乃至专家学者纷纷一口咬定，事件出自苏联、伊朗激进穆斯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合作，不需要任何证据，因为共产主义与伊斯兰都是本质邪恶的，左翼与政治伊斯兰这对在多数地区碰撞激烈的夙敌在欧美右翼的自我中心主义臆想中被视为可以并置的敌人。冷战结束后，激进左翼在全球政治中进一步边缘化，这更令上述并置在许多场合被想象为“替换”，萨义德对此评论说，“也难怪1996年1月21日周日版《纽约时报》‘每周评论’（Week in Review）的头条标题是：‘赤祸已熄，伊斯兰代兴（The Red Menace is Gone，but Here’s Islam）’，标题之下是Elaine Sciolino的一篇长文……’今日学术圈中最热烈、激烈的争议，与旧日对共产党威胁的组织性与严重性的争议相映成趣。’”在这种语境下，回看电影《柏林》，就能更好地理解其意涵：该文本并非简单地将新旧两个符号三角即“激进左翼-恐怖分子-阿拉伯/巴勒斯坦人”与“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政治伊斯兰”并置，更是如本文前文所暗示的，一边传授给依然面临冷战所造成的分断体制的东亚观众来自西方当下的“伊斯兰恐惧症”与文明冲突论，一边提醒生活在后冷战的多元移民社会中的西方观众“赤祸并未终结，正道仍需维护”；并且，当东亚与欧美的右翼都在这同一份教材中补上了各自的那一课后，它又为“新冷战”做出了逻辑铺垫。早已扭曲的革命幽灵被套进名异而实同的文明差序结构中中，而这些外套又被分别提供给各政体以作为假想敌，从而让其中的同一革命幽灵受到各方的无差别打击。在这个意义上，被献祭在反恐祭坛上的巴勒斯坦人这个真实存在的族群，一方面成为欧美右翼再生产其意识形态的绝对他者，另一方面，其惨痛处境与对这种处境的抵抗就成为了上述两个相互连通、内部循环的符号三角上唯一向下通往现实世界的出口。
前文已述及，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话语，在以色列控制区的五十年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七十年代中就已分别成型，并不断在内部循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该话语中介的“激进左翼”与“伊斯兰极端宗教分子”之间具有可替换性，换言之，当下以色列及亲以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表现为“打击宗教极端分子”的“反恐修辞”，不过是对七十年代同构政治势力表现为“打击极端左翼分子”的“反恐修辞”之反复。对这种反复，柄谷行人在其著作《历史与反复》中曾有分析：“历史的反复有两个意思。第一，人们在做一件新事的时候，会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而对其进行反复……第二，尽管否定而且忘记了过去的事例，可是仍然会反复。这种强迫性的反复就是想‘被压抑者的回归’（弗洛伊德）。这是作为形成近代世界的国家和资本的本性而发现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反恐”话语的修辞性，在根本上是后冷战时代的冷战遗产，是某种形式的国际左翼失败后留下的全球后革命氛围中的产物，而仅仅是借助伊斯兰恐惧症来得到保存和反复。而进一步论，正如当下对巴勒斯坦抵抗者的镇压所使用的修辞本质上是一种反复，那么巴勒斯坦人当下的抵抗实践，如果不考虑其意识形态外壳，同样也正是一种“反复”。
在今年10月7日以来，巴方在巴勒斯坦地区所进行的这一轮激烈的暴力抵抗中，不论较容易被大众意识形态接受并审美化的事象，还是引起大众意识形态不适的丑恶事象，其实都能在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史上找到几乎完全一样的对应物。使用滑翔伞飞跃隔离墙空降以色列占领区，这引发了大陆境内外互联网的热烈关注，有网友甚至将此诗化地描述“像蒲公英一样飘回从未谋面的故乡”，滑翔伞飞跃者（实际或想象中）明知可能“一去不回”却还参加行动的决绝也引起了人们的感慨。然而，早在1987年7月25日，由人阵较早分出的左翼巴勒斯坦抵抗组织“人阵-总指挥部”的两名成员，就曾使用自制的悬挂式滑翔机（由割草机与小型螺旋桨提供动力，与“滑翔伞”相当接近）从黎巴嫩南部潜入以色列控制区内，一人被发现后打死，而另一人则成功地进入一处以军兵营，射杀六名士兵，击伤八名士兵，随后也被打死。这一事件被以方称作“滑翔机之夜”，它被认为是对始于该年稍晚的第一次“因提法达”（First Palestinian Intifada）即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鼓舞。此外，在10月7日以来的本次冲突中，有以色列一方的儿童被杀害，尽管这种对以方儿童之杀戮的真实规模与具体手法还远远未得到澄清，但即使该行为相对有限，也很难得到公众的谅解；然而，类似的、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杀害较多以色列青少年的行动，也曾发生过。1974年5月15日，因意识形态矛盾自人阵分出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的三名武装人员，在潜入以色列控制区后，较长时间未能找到有价值的袭击目标，最终占据了Ma'alot的一所学校，将师生劫持为人质。以方选择强攻解救人质，在混战中，三名巴方人员全部死亡，他们共造成包括25名学生在内的31名以方非武装人员死亡。
这种在抵抗与镇压中一再出现的反复是意味深长的。在镇压者看来，事情清晰明了，以色列电视台2012年与法国电视二台联合制作节目《恐怖的历史》，“这档节目追溯了世界上现代恐怖主义的发展轨道，这些学者在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解放阵线、古巴革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都清晰地发现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援引节目中的说法，所有这些组织体现了‘凶残的意识形态’，玷污了世界历史。这一系列节目的最后一期专门介绍哈马斯，认为阿拉伯之春是尚未完结的篇章。”相对于掌握着话语权力的那一方所有效建构起来的这种连续的记忆，缺乏话语权力的一方，包括在远方观察当地当下情势的我们，却完全无法将这些反复识别为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在一个平均年龄约18岁、大量担当记忆功能的社会组织与年长个体被迫迁出或被抹去的地方，例如加沙，年轻的个体们（他们正是当下这次抵抗的实施者）会记得“滑翔机之夜”（不要忘记，这个“名称”本就是以色列一方使用以“记忆”该事件的！）或“Ma'alot屠杀”吗？他们是基于自身成长的过程中见证与经验的一切封锁、占领与杀戮来做出自己当下行动的决定的。在这里，昔日行动的激进左翼意识形态背景，与当下行动的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背景间的区别，似乎又并非能提供给我们将他们的价值判分高低的合法性。至于我们更是如此，在又一次“大新闻”发生的当下，我们只觉得媒体、自媒体推送给我们的一切是那样新鲜、陌生，我们或被蒲公英般的年轻人感动，或因（未必真实准确的）“哈马斯虐杀儿童”而愤怒，从而选择我们的立场，但在上一次抵抗与镇压发生时，上一批的“我们”是不是早已付出了同样强度的情感，作出过同样坚定的选择？
前文提及，柄谷行人在《历史与反复》中指出“历史的反复”有自觉与不自觉两种情形；对于以色列与其支持者来说，他们的反复就其形式而言，对应柄谷所说的第一个意思；然而这样的反复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反复，它并非不自觉地服从某种规律，而是有意的营为与建构，恰恰是真实历史中的断裂需要用上面这一种反复来表面性地弥合。而对于巴方，也包括所有围观者在内的绝大多数历史参与者而言，我们的反复是柄谷所说的第二种：“被压抑者的回归”。那种使得激进的、破坏现状的造反实践被压抑的东西，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振与建立于基础上的全球后革命氛围，迟早也将使造反回归。这并不是预言最后的胜利，不是的，如果再次失去机会，正像柄谷在上揭书中暗示的那样，我们可能将进入新一轮的“历史与反复”中去，只能试图在那种所谓连续的文明一再抗击“野蛮”的神话的缝隙中才能看到一点上一次战斗者的鳞爪。例如，在风靡全球的枪战游戏Counter-Strike即“反恐精英”中，各种恐怖分子的形象非常抽象，从中还原其原型稍显困难，但各种反恐精英则以几乎真实的身份登场，例如德国联邦警察第九边防大队，它是在慕尼黑奥运会袭击后成立的，赖以成名的一战则是1977年5月18日在摩加迪沙机场的对汉莎航空181号班机的解救行动，这次出击挫败的对象就是人阵。
“反恐精英”游戏中的恐怖分子形象
不过，必须补充的是，尽管在镇压者那里的这种反复，就其形式与外观而言，只是故意的一再重复历史上有效的话语技术，但就其内容与内核而言，其客观效果依然是对之前一个时代的历史内容的压抑：政治伊斯兰作为中介取代了激进左翼，尽管在镇压者那里这只是一种修辞的改变，但它有效地说明了前者的边缘化。不过，回到开头我们借以说明问题的电影《柏林》，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后发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东亚版本而言，为了使“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恐怖分子”的形象易于被识别为他者或敌人，他们必须被加上“反帝国主义者”的身份注解。在《柏林》文本中的折叠时空里，被压抑物与压抑物同时出现了；这一方面如我们在之前所说，可能成为全球右翼间互相学习的课堂，另一方面，却也可能给我们一个提示。巴勒斯坦问题，绝非什么“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对抗，而是全球革命方案受挫的现实中，为数不多依然保持着反殖民主义的社会革命潜力的抓手，尽管看起来已经面目全非。
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中曾引用了以色列电台中播放的对被捕巴勒斯坦游击队员的采访，指出以方广播员显然未能理解该游击队员反讽性的过度认罪。“‘你属于哪个恐怖组织？’‘我属于解放人民阵线——我是说，巴勒斯坦的恐怖手段’”（此处利用了阿拉伯语中解放‘takhr’与恐怖手段“takhrib”的谐音）。”萨义德对此总结说：“假定所有在黎巴嫩反对以色列入侵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那么如果你想要一个恐怖分子，任何你能找到的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想要复仇的‘恐怖分子’。以色列之声的这个质问者，头脑中意识形态的消声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令他完全没有警惕这个巴勒斯坦人对恐怖主义的拙劣模仿：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修辞性地重复和夸张审讯者想要他说的话。在他黑色喜剧式的表演中，埋藏的是他不能直接说出口的讯息，只能等待别人自己去理解。”
柄谷行人在他提出的两种反复中，更认可作为被压抑者之回归的那种情形：“所谓历史的反复并非意味着相同事件的重复。能够反复的并非事件（内容），而是形式（结构）……我所涉及的反复是那种反复强迫症。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所谓反复强迫症是那种绝对回忆不起来的向‘被压抑者’的回归。它代替回忆，在当下反复。”柄谷的这种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萨义德转述的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借助对手的连续记忆，作为抵抗者的巴勒斯坦成功地延续了自身——在以色列一方偏执地以文明差序中的高等身份发出其命令、延续其“安全”的自我认同的条件下，巴勒斯坦人不得不一方面反复做出看似重蹈覆辙的、在军事或政治上失败的抵抗（对非武装人员的大面积伤害本质上也是政治上失败的一种），另一方面，却也不得不在以色列的连续身上投射自身的连续，以反讽性的、哈哈镜中镜像的姿态回应以色列，从而如前文所述，保持着自身最低限度的革命潜力。看似徒劳的反复在根本上未必是一种历史循环，而是保持着历史的当下性、现场性；当然，前面提到，反复同样不能承诺“胜利”，它扬弃自身的可能性孕育在我们对这种当下性的认同与介入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继续地、持续地关注巴勒斯坦。
主要参考文献
爱德华·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金玥珏译，新星出版社，2009；
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依兰·帕普，《以色列理念-权力与知识的历史》，张金凤译，解放军出版社，2016；
依兰·帕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赵文亮、崔美，“‘黑九月’”恐怖风暴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9月；
郑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恐怖战略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附记：
在中国大陆，以简体中文翻译出版的巴勒斯坦地区历史与社会著作中，在1990年代以来，以立场不同程度地偏向主流锡安主义史观者为主；少数批评锡安主义的作品，也往往来自拥有以色列国籍的后锡安主义历史学家，如埃兰·佩普与施罗默·桑德。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裔的作品，不考虑冷战结束前的译介，除了著名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外，近年来似只出版过达尔维什的诗集；而巴、以外其他国籍的、对锡安主义持批评立场的学者的作品，如写有“The holocaust industry”一书的Norman Finkelstein，也少见译文。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一种希望：我们或许需要更多地引进一些平衡亲锡安主义声音的译著。